阅读下面的文字,完成后面的题。 一代史学大家的痛与梦 1919 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,教授中国文学史。“五四”前后的北大,“卯字号”的诸位名教授,可谓北大的台柱子。所谓“卯字号”,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,两只“大兔子”是和。四只“小兔子”分别是、半农、文典以及。其实,和是两只“中兔”,还有一只“老兔”。 “中兔”似乎有点瞧不上“小兔”。初进北大,还是末学新进,对很尊重,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、秘本,就经常到家来看看藏书,谈谈版本,请教学问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册一出版,引来叫好声一片,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,而似乎并不领情,说此书写得肤浅,还肯定地说,既不懂佛学,也不懂理学,他这本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是写不下去的。当然,这番话是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的。但另一位章门弟子就不同了,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,公开讽刺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只有上半部,没有下半部:“昔日为秘书监,今日可谓著作监矣。”学生不解,问何意。回“监者,太监也。太监,下部没有了。”引得学生大笑不止。后来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勉强出了中册,下册果然无疾而终。但这个小插曲,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。 对于学者来说,爱书、读书、购书、藏书、著书,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。 “不与人物接,不为山海游。终生伏几案,天地一书囚。”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,可谓为书而奔走一生的写照。 在内忧外患的年代,战争的阴影,始终笼罩在那一代学人的头上。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,几经颠沛流离,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。自从 1935 年开始,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,寻觅安稳的、理想的藏书之所。从《藏书的艰辛与悲凉》一文可知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:“ 9 月 16 日开始徽州,暂存徽州师范学校。 19 日,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,途中遭遇轰炸。 20 日,连夜抵宣城,督籍。 10 月 2 日,完毕,先生返回徽州。时上海战事,日趋危急,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,乃决计迁屯溪,并由水路前往,存三门呈。后,先生又觉不妥,乃于 18 日至隆阜,与学生商议,最后决定将书藏于藏书楼,托保管。”从的记录来看,我们仿佛看到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,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,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,多次转移,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。 1934 年 8 月 13 日,看报纸得知,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铁山在陆军省被刺死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为稳健派中心人物,激进派恨之入骨,故有是难。日本军人不服从命令,不守法纪,亦为中日将来之大祸,而吾国华北风云恐又将为彼激进派所掀动矣。”后来局势的发展,正如日记中的预料。 正是在中日战争的阴云下,、 偰父子,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。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? “杜外人之觊觎,扬先哲之。”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、石刻等,却湮没在荒草之中,无人问津。“爱国之情”加上“亡国之痛”,促使、 偰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。 抗战爆发,避地巴山,客居重庆,这是生命中的最后时光。日寇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,严重危及学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 1940 年 5 月 28 日,日记中写着:“上午 8 时至国史馆筹备会办公, 9 时半回考选委员会,半途有空袭警报, 10 时半放紧急警报。敌机九十八架,分三次来袭,北碚、池溪口轰炸最烈,复旦大学在北碚,其教务长寒冰死焉,平民死伤二百......”这样的日子,是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。 1944 年 7 月 5 日,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,享年六十有六。一代史学家遽归道山,“及身未见中原定”,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、抗战胜利的。 的丧事 “极一时之哀荣”。特颁“渊衷硕学”的挽词。各界赠送挽联三百,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,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,实属罕见。国民政府颁发《褒扬逖先先生令》,赞其“生平专研历史,旁搜,考证精勤。著述流传,成就甚”。 ( 节选自《名人传记》,有删改 ) 【相关链接】 1 (1879 — 1944) :字逖先,生于晚清,留学日本。作为历史学家,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,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,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。2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、华北、南京组织伪政权,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昌、豫故技,因而研究两宋史料,撰《伪补》六卷、《伪补》四卷等,揭敌人奸谋,揭汉奸秽迹,以昭国人,以明学以致用之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