结合材料谈谈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(200字左右) 《土地章程》和第一块外国租界的出现 根据不平等的《南京条约》,上海被开辟为对外通商的口岸。1843年11月8日(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)晚,原英国驻印度马德拉斯野战队上尔(George Balfour,亦译为巴尔福)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的身份到达上海。随行人员仅有一位军医、一名秘书,以及作为翻译的传教士。岸上没有任何人迎接这些英国人,他们只好在船上过夜。 道光皇帝派来上海处理通商事务的大臣是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,但他们两人都认为英国领事职分低,“体制攸关”,拒绝和会面,把上海通商的一切事宜都推给了上海道宫去办。9日清早,宫获悉英国人已临城下,便派了几顶陈旧的轿子前去相迎。在上海道衙门里,英国人受到了中国地方官的礼貌而冷淡的接待。当要求租房设立领事馆时,遭到拒绝,宫给出的理由是城中已没有任何空房。会晤结束后,等人心有不甘地离开衙门。当他们在街上到处寻找住处时,一位顾姓商人向他们建议租赁他的住宅。随即以每年400元的租金租赁了城内的一幢有52间的大房子,作为住宅和领事馆。 11 月17日 ,正式宣布上海为开放通商口岸,擅自划定从县城到长约13英里的地区为上海港区;规定从苏州河口到洋泾浜(今延安东路外滩)为停泊区域,并规定船只停泊规则等事项(后又规定,船只未得英军司令官的许可,不准更动下锚地点)。 上海开埠后,外国商人和冒险家纷至沓来,都要求在上海购地建房。但上海居民不愿把土地买给外国人,官吏也表示:“地系人民私产,官家无强迫出售之理”。因而有些英国人认为:“购地之难,实百倍于之役。”曲解《南京条约》关于准许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地基的条款,硬要上海道台宫划定一块专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,还说这样“分居”,可以避免彼此间的纠纷。想得到的地方就是外滩,当时这里还是人烟稀少,草苇丛生的荒滩。但它位于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,既有水道与苏州相连,又可出口溯长江而上,深入中国内地,对外贸易也极为便利。外滩既临近商业发达的县城,又无城墙的限制,有广阔的发展余地。更为重要的是,外滩处在外国军舰可随时进出的黄浦江畔,在英国人看来,把住处和商船放在自己的军舰大炮的保护之下更可以感到“放心”。 宫和就划定居留地一事进行谈判。在谈判中,提出土地买断的要求,但按照“天之下,莫非土”的原则,中国土地不得卖于外国人。又建议英国政府出面买下整块土地,也因条约中无此项规定而无法实现。经过反复交涉,在的威胁和欺骗下,宫于1845年11月29日(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)以道台的名义公布了与“依约商妥”的《上海土地章程》。外国侵略者通过这个章程进一步扩大了在上海的特权:一是勒索到近代中国的第一块居留地,二是初步攫取了居留地的管理权,三是为以后进一步扩大侵略特权留下了伏笔。此后,外国侵略者援例在中国其他城市更多的地方建立起类似的居留地,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。《土地章程》被外国侵略者看作上海租界的“大宪章”、“根本法”,和不平等条约一起,被称为“中国各地及上海外人租界之基础”。但根据这个土地章程的内容,中国政府对这块居留地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,外国侵略者无权把这块土地变为不受中国政府和法律管辖的“国中之国”。 勒索到这块土地后,于1846年4月间买定家庄一处地产100多亩建造领事署,计价1.7万多元。按照当时英国法律,领事在国外只能租地办公,不得购地建屋。英国公使拒绝支付这笔钱,只好自己垫付。同年9月,辞职回国,由接任。来到上海后,即千方百计地图谋实现其扩大租界范围的野心。 1846 年12月22日 ,租界内的殖民者以“有集体行动的必要”为借口,在理查兹饭店举行会议,决定成立一个3人委员会——道路码头公会,负责道路、码头建设事宜,并授权核对租地外人按土地面积征收捐税。会议还决定每年一月举行一次租地人会议,听取道路码头公会关于收支和建设情况的报告,选举新的委员会以及处理与地产有其他事务。该租地人会议和道路码头公会就是日后租界的最高权力机关——纳税人会议和工商部的原型。 按照《土地章程》,租界由英国领事专管,其他国家的侨民虽然也可以入内居住,但须经英领事同意。和都是飞扬跋扈之人,他们认为租界和上海港都属于英国管辖,自己就有权管理其他外国人。这就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满。1844年,美国旗昌洋行的来到上海,他给新任美国公使璧珥写信,要求担任驻沪领事。1846年,就任代理领事,随即在租界内旧纤道(今九江路)设立领事署,升起了美国国旗。英国领事为了确立自己对这块土地的专管权而反对升美国国旗。此事一直闹到1847年,上海道台补颁《土地章程》第24条,规定:在特许英商租地范围内,除得悬挂英国国旗外,任何外国人不得悬挂该国国旗。但直到次年离任前夕下美国国旗。 正当英美领事围绕着“升旗事件”勾心斗角时,法国首任驻沪领事于1848年1月25日来到上海。他租下位于租界与上海县城之间的天主教堂的一幢房子,在那里设立领事馆,升起了法国国旗,同英国人分庭抗礼。 上海开埠后,外国人是不允许到内地游历的。上海地方官员曾规定,外人外出的距离以一日往返为限,不得在外过夜。当时,英国公使也承认这一规定有效。但侵略者并没有把此规定放在眼里。他们常常违约远行,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,多次被人民殴逐。1848年3月8日,英国传教士、魏林、慕维廉3人违反规定,擅自乘船前往离上海90多里的青浦活动。当他们在青浦城隍庙里向群众散发宗教小册子时,同看守停运漕船的水手发生冲突,魏用手杖殴打中国人,激起众愤。在斗殴中,这3人被打了几下,仅受微伤。清浦县令将这3个传教士护送至县署,再由专人送回上海。 为了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勒索更多的侵略权益,借青浦事件大做文章。他闯进道台衙门,要求严拿所谓“凶犯”。道台回答说:“斗殴细故,不足深诘”。竟破口大骂,并用手杖折扇敲击的头。3月10日,写信给,说已下令缉拿肇事水手,并向等人表示慰问。但决意扩大事态,无理地退回该信。这时,各国驻沪领事都表示支持,一艘英舰“奇尔德”号也正好来到上海,的态度越发蛮横起来。3月13日,他通知说,在这一事未得到满意解决之前,所有的英国船只都将不交关税,同时也不许任何漕船出海,并威胁道:如果在48小时内不把10名“主犯”逮捕,他还要采取其他行动。接着,“奇尔德”号封锁了口。密令漕船三三两两分散出港,但“奇尔德”号发射炮弹飞过这些船的船首,漕船无法前行。当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海运漕船851艘,载漕粮100多万石,这些船都开不出港,而英商船又停付关税。在这种压力下,只好于3月16日派海防同知赴青浦协助“缉凶”,逮捕水手2人,19日解到上海。江苏巡抚也派买办出身的候补道以催促海运为名来上海查办此案。但仍不满足,20日派副领事罗伯逊和翻译巴夏礼乘军舰去南京,直接向两江总督进行恫吓。等人也声称,19日解来上海的两名水手并非“首犯”。 听说英国人要来南京,非常紧张。他一面和江苏巡抚会派官员赴上海查办,一面派人在长江相机拦截罗伯逊,阻止他来南京。到青浦后,青浦县令又逮捕了两名水手,再加捕6人,于3月28日押往上海。等诬指、明付2人为“首犯”。为取悦洋人,竟将10名水手一并戴枷示众。这才下令撤除对港口的封锁。但已经闯进南京的罗伯逊仍坚持要另派大员赴上海查办。再派司和请假在籍的直隶候补道前往上海,并以处理此事“紧速”,将其撤职,委任代理上海道台。见威胁手段生效,立即得寸进尺,要求将10名水手“照白昼抢夺等律定拟,帮官县令均应科办”。清政府官吏完全屈服,将10名水手解省复审,判明付充军,处徒刑,其余枷号释放。另外还赔偿等人300元。 青浦事件的结果使得在上海的各国侵略者欢欣鼓舞。3月29日,法、美、比领事写信给,赞扬他的强硬措施对各国侨民的安全有好处。 青浦事件后不久,就正式提出了扩充租界的要求。这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共计不过100人,扩充租界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。但新上任的上海道台麟桂被侵略者的气焰吓坏了。1848年11月27日,他和订立协定,将租界西界从界路扩展到泥城浜(今西藏中路),北面伸展到苏州河,租界的总面积比原先增加了2000亩,达2820亩。从这时起,这片土地就被称为“英租界”。 的扩张阴谋得逞,使得法、美两国殖民者眼红起来,他们也要求取得租界。三个租界把外滩和苏州河口一带地段分割划分完毕:英、法租界以洋泾浜为界,占据着外滩;英、美租界夹持着苏州河河口。上海交通最便利、位置最重要的地区,完全被控制在西方殖民者手中了。